（图：Getty）
海外网9月28日电 日前，加拿大一位名叫阿曼达（Amanda，化名）的母亲遭受家庭暴力后在家庭法庭寻求保护，法官却不允许她过多描述关于遭受暴力的经过，且认为她在非法阻止孩子接触父亲。如果继续下去，她将失去孩子的监护权。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阿曼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警察局家庭暴力部门有两年的报警记录，警方认为她的案件已达最高级别的风险，可能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或者死亡。但检察官表示没有足够证据提起公诉，建议她通过家庭法庭寻求保护，未料法官指控她造成“父母疏远”。
加媒称，阿曼达不是第一个在加拿大法院系统受到“父母疏远”指控的，她的遭遇并不少见。“父母疏远”是一个法律概念，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家庭法。它指的是在敌对分居的情况下，父母中的一方将孩子与另一方对立，并积极寻求破坏关系的过程。也有一些法律倡导者警告说，这个概念正在被“武器化”，以阻止家庭暴力的受害方在儿童监护案件中获益。
温哥华瑞斯妇女法律中心执行董事金·霍金斯（Kim Hawkins）表示，在实践中看到的是，如果父母疏远索赔是由被指控实施家庭暴力的一方提出的，受害者所进行的任何一种保护行为、任何进一步的暴力披露，甚至包括子女对暴力的任何进一步披露，都可以用来支持疏远索赔。
研究人员采访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25个社区的160名女性，她们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曾有过寻求家庭法庭帮助的经历。超过一半的受访女性表示，她们曾被指控“父母疏远”。不到一半的人称，律师建议她们不要谈论虐待问题。
霍金斯称，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针对“父母疏远”的调查结果可能会导致受害一方失去孩子的监护权。如果他们不提出家庭暴力，那么法院将在不知道需要保护受害方的情况下做出关于孩子监护权的决定。无论哪种方式，都会让孩子面临更大的风险。而受害者非常清楚这种两难的境地，并非常担心暴力细节被披露出来。
根据安大略省金斯敦皇后大学家庭法教授尼古拉斯·巴拉（Nicholas Bala）介绍，在加拿大，所谓的高冲突分居越来越多，其中很多涉及到孩子拒绝或不愿意见父母其中一方的情况。
巴拉说，其中一些案例确实是父母疏远的案例，父母中的一方在操纵或逼迫孩子拒绝另一方。但也有一些非疏远的案例，即孩子对父母的某一家长有真正的恐惧，不想见到对方的案例。而区分这两种情况对法院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父母疏远”是一种情感虐待的形式，法院应该认真对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有用的概念，而法官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使用了它。
加拿大的研究表明，当法官做出“父母疏远”结论时，对父母来说后果可能是严重的。新不伦瑞克大学教授琳达·尼尔森（Linda Neilson）分析了2008年至2018年间加拿大法院宣称或认定“父母疏远”的357起家庭法庭案件，其中近半数还涉及家庭暴力的指控。而在这些案件中，超过四分之三，父母疏远的主张是由被指控实施家庭暴力的一方提出的。
尼尔森发现，虽然法官同样有可能做出针对任意一方的“父母疏远”裁定，但这一裁定的后果对妇女来说明显更糟糕。当法官裁定母亲与父亲疏远时，母亲失去主要监护权或某种程度探视权的可能性是父亲的两倍。
另一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母亲夏琳·布拉德福德（Charlene Bradford）对此深有体会。她在法庭上作证称，自己受到了身体和言语上的虐待，她在法庭下令进行的心理报告中被指控将两个男孩与父亲疏远。她说：“他们正在考虑将孩子们带走，而我只保留有限的接触机会。”
布拉德福德的律师在这一关键时刻选择了退出，因为他觉得没有能力对父亲疏远这一指控进行辩护。因为在之前的诉讼中欠下了成千上万的债务，在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布拉德福德决定在法庭上自辩，最终她获得了成功。2017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官裁定报告存在问题，但这两年的窘迫生活，让她的心理和情绪都受到了影响。
包括霍金斯在内的倡导者对类似布拉德福德案件中的心理报告长期以来一直有顾虑，法院在决定监护权安排时给予了很大的参考权重。霍金斯表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这些报告如何被接纳为证据，以及对撰写这些报告的人进行培训的标准相对较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检察长戴维·埃比（David Eby）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这种情况可能即将改变。（海外网-加拿大-朱枫杰 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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