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沙野大使在中加关系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5月23日，在多伦多《环球邮报》总部举行的中加关系研讨会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发表演讲，指出当前中加关系出现严重困难，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提醒西方某些人士，观察中国不能只从西方的视角，而应更多从中国视角看；也不能持“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观点，认为只要和西方不同的都是错的和恶的，或是同样的事中国人做就是错的和恶的。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
以下是卢沙野大使在中加关系研讨会上的演讲全文：
尊敬的克雷蒂安先生，
马大维先生，
蒙特利尔银行金融集团CEO怀特先生，
《环球邮报》发行人兼CEO克劳利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我首先向克雷蒂安前总理表示诚挚敬意。您担任总理期间，为推动中加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两国关系经历了“黄金十年”。中国人民历来珍情重义，始终记得您这位老朋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中加关系出现严重困难，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我注意到加各界对此都高度关注，有不同的看法。《环球邮报》等媒体对此作了很多的报道和评论。其中不乏对中国的批评指责，也有一些理性思考。中加关系怎么了？两国关系为什么会遇到当前的困难？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在此背景下，我觉得这次研讨会非常及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感谢《环球邮报》和蒙特利尔银行的精心组织。
今天的研讨会，最初的主题是“接触的规则—重塑中加关系”。从源头上看，“接触”这个词含义十分微妙，包含“建立明确关系，以承诺形成约束”的意思，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外交术语。过去几十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奉行“接触+遏制”政策，就是要用软硬两手—“接触”是软的一手，“遏制”是硬的一手—来把中国引导、约束到西方设定的轨道上，政治上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经济上遵循自由市场模式。但最终中国没朝着美西方设计的方向演变，而是沿着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这令西方国家大为失望，也促其进行反思。但反思的结果是，相当一部分西方特别是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这相当程度导致了美国特朗普政府作出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转变。“接触战略”为什么会失败？这就涉及到一些重要的问题。
首先，西方应该如何看待中国？
说实话，西方向来视中国为“异类”，而不是一个与自己平等的正常国家。西方国家怀着“慈悲”的心理，居高临下地俯视中国，要用“普世价值”把中国从“专制”、“独裁”统治下拯救出来。所以才有“接触战略”，要通过“接触战略”来改变中国，使中国成为西方所希望的那样。然而，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比现存所有西方国家的历史都要长得多。使这样一个国家变成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曾经尝试过很多办法实现现代化，实业救国、君主立宪、共和民主，但都没有成功。国家依然积贫积弱，外有列强欺压，内有军阀混战，百姓民不聊生。1919年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不能收回被战败国德国占领的土地，彻底打碎了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幻想，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到中国，也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回应人民诉求，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衰弱到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西方国家就是因为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条，就认定中国是“专制国家”，“没有自由”，“侵犯人权”，哪怕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国家现代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哪怕中国几亿人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事业贡献率达70%；哪怕中国每年有1.6亿人次自由出国旅游，而没有滞留西方国家成为难民；哪怕世界5大主要宗教都在中国合法存在，中国信教民众达2亿人，宗教团体约5500个，宗教场所14.4 万处。世上哪有如此仁慈善良的专制国家呢？
今年3月，联合国公布《2019年全球幸福报告》，对全球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排名。虽然这份报告由联合国发布，但实际上是由西方知名的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公司对14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由一些专家汇编而成的。据此报告，2018年利比亚的排名是第70名，中国排名为第86名。今年利比亚的排名是第72位，中国则下降了10名，名列第96名。这一排名很有讽刺意味。在西方专家看来，目前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甚至还远不如正处于战乱状态、恐怖袭击肆虐的利比亚。这一定是哪儿出错了。
近来，西方媒体及政客十分热衷炒作、抹黑中国在新疆依法设置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中国设置教培中心的目的就是去极端化，严防暴力恐怖主义思想的传播，某些西方国家也有类似做法。但这一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创新举措却被某些西方人士歪曲成了打压少数民族权益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手段。他们只关注几个触犯了中国法律的“人权卫士”的人权，而对受暴恐事件残害的民众的人权视而不见，对中国13亿多人民、新疆2400万人民的人权视而不见。事实上，在教培中心设置前的十多年里，新疆曾发生过数千起暴恐事件，导致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死伤。暴恐分子手段血腥、令人发指，同近期新西兰、斯里兰卡发生的事件，同一年前多伦多发生的事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方设置教培中心以帮助被暴恐极端思想“洗脑”的人员摆脱极端思想束缚，掌握生产和生活本领，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新疆社会治安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最近两年多来未发生一起暴恐事件，也没有无辜民众再受残害。试问，站在中国人民、新疆人民的立场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举以上两个例子，就是想提醒西方某些人士，观察中国不能只从西方的视角，而应更多从中国视角看；也不能持“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观点，认为只要和西方不同的都是错的和恶的，或是同样的事中国人做就是错的和恶的。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
其次，西方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
目前，西方针对中国的发展主要有几种论调：比如， “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科技偷窃论”。
中国的发展是否构成威胁？我想告诉大家，中华民族骨子里没有对外侵略的基因，我们历史上从没有对外发动过侵略战争，也从未在海外占领过殖民地。举世闻名的历史遗迹——万里长城就是例子，中国建造长城是为了防卫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明代（15世纪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带去的是茶叶、丝绸和瓷器，而不是战争、屠杀和占领。再比如，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二战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还是在美国军舰的协助下，从日本侵略军手里收复这些岛礁的。为了明确主权权益，国民政府于1947年划定了九段线。上世纪70年代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南海九段线提出异议或对南海诸岛提出主权声索。但70年代后，随着南海地区勘测出巨量的油气资源，一些国家为了利益开始非法侵占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是南海问题的根源。凭实力现在中国完全可以收回被占岛礁。但中国没有这么做，而是坚持与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议，这说明中国从来不曾也不会威胁别国。
中国的发展不仅不是威胁，对世界而言给恰是巨大的贡献。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多年保持在30%，远超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曾经封闭隔绝的亚欧大陆腹地，为曾经缺少经济民生基础设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增长乏力的欧洲国家，连通了世界市场，找到了脱贫道路，提供了增长动能。
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绝不是天上掉馅饼，更不是靠偷，而是靠13亿多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奋斗得来的。美国人关于中国强制技术转让、侵犯知识产权、国有企业不公平竞争的指控是建立在谎言和偏见基础上的，他们故意忽视了他们对中国的背信弃义和商业霸凌。如果靠偷就能让航母下水，靠不公平竞争就能让太空探测器登陆月球背面，靠侵犯知识产权就能让5G技术领先世界，那世界各国都可以成为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了。
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心理不平衡，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作祟，它们总认为自己优于其他民族。过去数百年，西方的确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此之前，中国早就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西方不能狭隘地认为自己会永远领先，而无视甚至通过不正当手段剥夺其他民族生存、发展的权利。冷战后，西方将“历史终结论”奉为圭臬，傲慢地认为西方制度已登峰造极，是最好的制度，因此，发动了一场又一场针对“非西方”的战争，结果不但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消耗了自身的资源和精力。一些头脑清醒、富有洞察力的政治家对此看得很清楚。今年4月，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后向公众表示，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国从未对外进行战争，一直专注于国内发展，而美国却总处于战争中。美国在其242年的历史上，只有16年没打仗。新加坡前外交官、学者马凯硕在其新书《西方失败了吗？》（Has the West lost it？）中对西方提出“3M”的建议，即“极简”（Minimalist），少打仗，少干预别国事务：“多边”（Multilateral），虚心倾听广大“非西方”国家意见；“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an）， 运用战略智慧维护长远利益。上述建议值得西方国家认真思考。
再次，西方应如何同中国打交道？
中国发展得怎么样，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评判。我们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自信。我们绝不会因为西方国家有些不同看法、西方记者写几篇抹黑文章就改变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认准的道路，就会坚持走下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同中国打交道？我提一个“3R” 建议：
一是尊重（Respect）。 不尊重中国文化和国情差异，是西方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根源。要想使“接触”更加有效，西方国家必须在政治上切实做到尊重和平等对待中国。中西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干涉彼此内政。举个例子，2014年香港爆发“占中”抗议活动，并持续了79天。社会混乱，百业受损，严重影响市民生活。最终香港特区政府依法采取了措施。但上述非法活动却得到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美化，他们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处置方式指手画脚。近日，英国伦敦一些环保人士也发起了“占中”抗议活动，但持续不到8天就遭到当地政府铁腕镇压。示威者被称作乌合之众、 暴徒,上千人被拘捕，40多人遭起诉。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感叹说，“英国警方没有忍79天，连7.9天也没有”。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二是互惠（Reciprocity）。经贸上要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开展合作，不能只想着单方受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当中国企业要为使用土地缴纳巨额费用时，外资企业可以免缴。当中国企业要缴纳沉重的营业税时，外资企业可以“两免三减半”。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为了同国际接轨，中国取消了外企的超国民待遇，给予其与中国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都要缴纳税费。结果有些西方企业就开始抱怨中国投资环境变差、市场准入存在问题等。西方企业忘记了其享受超国民待遇时赚得盆满钵满，现在却“倒打一耙”，说中方占了便宜。这如同一场4×100米接力赛，西方不能将自身竞争力下降归咎于对手，应更加努力地向前奔跑，而非给对手使绊子，更不能因为掉棒而要求重赛。西方不能眼红其他国家运用国际贸易规则赶上甚至超过自己就要求修改规则。规则的制定与改变不能只从西方的角度考虑。发达国家一味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却对发展中国家放松技术出口管制、降低专利壁垒的诉求置之不理，这公平吗？
三是管控（Regulation）。要管控好分歧和敏感问题，不能激化矛盾。中西方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足为怪，“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关键是要把这些分歧放在合适的位置并予以妥善处理，不要让其干扰双边关系发展的大局。有些问题涉及到中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争不出个所以然的。双方吵来吵去，既伤和气，最后还什么事都干不成。中国老话讲，“智者求同，愚者求异”。我们何不求同存异，控制分歧点，扩大合作面，聚焦共同利益呢？
女士们，先生们，
中加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然而，上世纪70年代，两国老一辈政治家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卓识，冲破重重阻力，开启了中加关系的大门。加拿大成为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中方历来重视发展中加关系。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两国都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在很多国际地区问题上持相近的观点。
当前，中加关系陷入“冰点”并面临巨大困难，中方对此极为痛心。“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强烈呼吁加方能够客观、公正看待中国发展，尊重中方的重大关切，不要再做损害中方利益的事。特别是，要从战略和长远角度看待两国关系，而不是把发展对华关系只当作解决眼前困难的权宜之计。只有如此，中加关系才能少些干扰和波折，行稳致远。(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网站）
责编：张嘉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