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滑铁卢孔子学院院长李彦：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2015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图书图片展贵宾合影（左二为李彦）

李彦，北京人，1987年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现任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与此同时，李彦还是一位双语作家，著有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雪百合》（Lily in the Snow），前者获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奖提名。1996年获加拿大滑铁卢“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系华裔女性获该奖第一人。中文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嫁得西风》《海底》等，中短篇作品集《羊群》，小说自选集《吕梁箫声》，散文集《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等，并于2016年荣获第二十五届上海新闻奖一等奖。

海外网1月22日电（常建国）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网加拿大频道执行总编常建国就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采访了加拿大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李彦。

记者：您从2007年滑铁卢大学成立孔子学院之日起，一直担任加方院长，这些年滑铁卢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方面担任着什么样的角色？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彦：在我看来，孔子学院为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字和文化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和契机，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十年来，我们学校的孔子学院做了大量中外交流工作，也卓有成效。我们协助我校开设了更多介绍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课程，完善了“东亚研究专业”的设置，编写了适合海外学子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语教材，比如和南京大学派来的第一任中方院长唐建清老师合编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文学选读》，与滑铁卢大学“世界精神信仰对话中心”主任勃兰特教授合编的英文读本《沿着丝绸之路：中国历史、文学、社会、宗教文选》，为选修中国文化课程的大学生提供了辅助教材。同时还在不同城市建立了多个下属教学点，“孔子学院中文资料室”，每年举办中文朗诵比赛、作文竞赛等，鼓励促进青少年从事中文写作，加强中华文化的薪火传承。我们充分利用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采取辐射式方法，协助引导周边几百公里内的数所高等院校及中小学，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展示活动。

此外，我们也通过孔子学院这一平台，摸索探讨了不同的形式，加强高端学术交流与合作，例如邀请国内专家学者赴海外巡讲，加拿大专家学者赴中国交流，并基本上每年举办一次国际文学论坛等。像近年举行的“文学与我们的环境：中国加拿大文学研讨会”、“文学百衲被：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与北美少数族裔作家研讨会”、 “共通的文化与历史：加拿大原住民与中国多民族文学研讨会”、在第35届多伦多国际作家节首次设立“中国专场”等，都是构建跨越文化沟壑之桥的举措，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在公共建设方面，滑铁卢孔子学院持续与周边三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合作，举办汉语培训班、中华文化兴趣班，组织传统节日庆典活动等，深受社区群众欢迎。在多元文化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为汉语在海外的运用与发展寻求和创造机会。

记者：孔子学院在加拿大的生存化境如何？是否曾受到西方政府和民众的质疑和挑战？

李彦：我们这所孔子学院从成立之初，就受到了学校各级领导和周围同事的大力支持和欢迎。但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这些年来，也确实受到过一些质疑。比如，西方民众认为这是中国试图在西方提高其软实力，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野心。我常常被问及：孔子学院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对此，我总是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目的就是加强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理解，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提供一个了解西方文化的平台，通过促进双方交流，消除由无知所造成的误解，增进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每次遇到风波，我总会收到西方媒体的采访要求。针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不少道听途说的谣言，我都会耐心诚恳地解答，告知真相，使西方民众了解孔子学院的良好愿望。

孔子学院被看作是中国的“软实力”。这也是事实。其实，不同国家采取“软实力”推广自己的文化，远远早于中国。除了英、法、德、西这些欧洲国家外，亚洲也有“日本基金会”。事实上，在滑铁卢大学，正是“日本基金会”在1989年提供资金，率先开设了第一门日语课程，支持日本文化在海外发展的。几年前，韩国开始在全球建立“世宗学院”，加拿大的第一所“世宗学院”，就建立在我的办公室隔壁。一个民族，如果依赖他人去推广你的文化，是不现实的。

我深有感触的是，国家在许多方面都还亟待改善和提高的情况下，却拿出大笔资金投到国外，在全球范围建立一所所孔子学院。从战略决策上来说，这也许是百年大计的必要措施，为中国在重新崛起时，赢得全世界的理解和友谊。但正因为我们十分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了解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所以每每想到此，都有于心不忍之感。我们总是精打细算，尽量节省每一笔开支，使每一元钱的使用，都用得其所，决不浪费。

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孔子学院与当地华人团体联合举办的赈灾义卖活动，在多方努力下，在滑铁卢市一共筹得六万加元的善款，悉数捐给了四川灾区。此外，孔子学院还与当地中文学校联合发起了征文活动，以支持四川地震赈灾活动为主题，鼓励华裔学生积极参与关心灾区，不忘祖国。

孔子学院发起举办的很多活动，都是有益于中加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也因此受到了加拿大民众的欢迎。譬如，2015年我组织了加拿大各界知识分子代表团来华，沿着白求恩的足迹，到太行山麓参观，并捐赠了中国革命的珍贵历史文物--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

我们孔子学院设立在滑铁卢大学的瑞纳森学院校园内。该学院的校长傅文笛博士（Dr. Wendy Fletcher）不仅是加拿大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她不仅热心地支持孔子学院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十分敬仰儒家思想，屡屡与我探讨其精髓要旨。2016年，她根据我所挑选的18个代表儒家思想的汉字，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善、直、勇等等，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了十八幅堪称精美绝伦、风格独特的油画。傅文笛校长说，“孔子的智慧是深邃持久的。儒家学说的显著优点在于能够包容多种文化、涉及不同地域、世世代代绵延不绝，并在东西方之间开辟了互享文化思想的场所。这十八幅油画的每一幅都映射出孔子学说的中心美德，通过丰富多彩的当代表现主义情调，意图为当今的地球村而阐释孔子学说的核心内涵。采用古老的甲骨文字，结合表现主义艺术手法进行油画创作，象征着由孔子智慧所架设的这座跨越了时代和文化空间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我们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迈向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尊重的前方。身为中国人民的合作伙伴，我们将与孔子学院齐心协力构筑这座桥梁。怀着深深的感激与敬意，我谨将这批精心创作的油画奉献给全球孔子学院大会。”

去年底，在昆明召开的第11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上举办的“儒家新解汉字油画展”，备受来自世界各国的三千多名来宾欢迎。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亲自接受了这批珍贵的捐赠。目前，孔子学院总部应世界各地多所大学之邀，正在安排巡回展览。这只是我们孔子学院所促成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其中一个例子。

记者：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是字母语言，与我们的汉语有很大的差别，西方文化价值观与我们中国文化也相去甚远，那么，在向西方人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难？您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李彦：鲁迅曾经提到，西洋文字像一个朴实无华但却方便实用的女仆，中国文字则像一个美丽优雅但却奢侈无用的贵妇。这当然是个比喻性的说法，对某种语言的感受，是很个人的，有些见仁见智。在我看来，中文是象形表意的文字，有强烈的视觉效果，英文是一种比较规范、简洁的语言。因为仅有 26 个字母，像符号一样简单明了，文字本身也没有多少视觉效应。这种差别给西方学生学习汉语造成很大的障碍。有个学生曾经在课堂提问，“一个复杂的汉字是否包含好几个音节？”，他甚至不了解汉字是以笔画为基本单位的。不过他的问题也启发了我，让我意识到，要采用新的思维模式来教授拼音文字背景下的大学生学习汉语，训练他们从依赖听力到依赖视觉。在摸索中，我独创了自己的教学方法，把汉字分解为图画，启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再借助联想和编织故事，加深学生对汉语的理解和记忆。

但是，即便如此，西方学生在理解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诗词方面，还是存在很深的隔膜。比如我在教授中国文学通史这门课时，那些中国人世代传诵的千古佳句，像“清明时节雨纷纷”“牧童遥指杏花村”译成英文后变成The day of mourning for the dead it's raining hard，A herdboy points to a cot amid apricot flowers.外国学生觉得实在是平淡无奇，不理解为什么会被中国人奉为经典。附着于汉语语言本身的审美韵味在译成英语时流失了。这种由两种语言差异所带来的文学性改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还存在一个价值观接受的问题，比如，外国学者谈起《水浒传》，其中李逵为了逼迫朱同上山入伙，杀害了人家的孩子，这在西方读者眼中是令人厌恶和反感的，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认为李逵正面英雄人物，很难引起共鸣。对于我来讲，还是希望弘扬中华文化积极和正面的方面， 所以在书目介绍和篇章选取上，就要留心。美国某常青藤大学的“中国简介”课程教材采用了《豫让传》、《荆轲传》、《水浒传》选段“九纹龙史进”等，篇幅不长，却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忠孝节义”的价值观，这就非常值得借鉴。中华文化里确实有负面的因素，有时候也无法逃避，这时候就要注意介绍这些负面因素的时机和方式。例如，我讲授中国文学课时，学生们读了鲁迅的《祝福》《孔乙己》，会感到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太冷酷。我就会解释说，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产生了变革的需要，推动社会的进步。

记者：您在担任孔子学院加方院长的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双语作家。请结合您的个人文学创作，谈谈文学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李彦：文学是向其他民族展示自己文化的一扇窗口。我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红浮萍》（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创作的初衷就是消除西方民众对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一些误解。由于文化，历史，社会，信仰，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长期“冷战”隔绝的结果，普通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肤浅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其中还包含很多的误解和扭曲，特别是三十年前。面对这些，我觉得有责任尽自己所能，让广大的西方民众对中国人民多些了解，公平地看待那片曾经养育过我的土地。

在用英语作品给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时，我会特别顾及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并且在背景资料上多着笔墨，以使他们能在更深层次上理解故事所要表达的内涵。《红浮萍》的成功，首先来自于作品对历史的把握和对人性力量的挖掘。我曾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赞扬作品在他们心中引起的强烈反响，表达他们对这部作品由衷的喜爱。一位住在多伦多的中年女教师写信说，“读了你的小说，我体会到，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女性，情感上原来十分相似。女主人公的许多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我们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但真正令我受到触动的，是一封温哥华女读者的来信：“读了你的小说，当我再次走入唐人街的中餐馆，仔细端详在那里遇见的华人时，我已经有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感受。他们不再是头脑简单，表情麻木的群体，每张脸上，都蕴涵着丰富的情感，都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心灵。”

当我得知我的英文和中文小说被不少加拿大的大学选为学习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辅助教材时，感到很欣慰。我由衷地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曾经历过的历史能有较多的了解，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的特殊性。

记者：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需要在哪些方面格外用力？

李彦：我认为我们现在培养大批高素质翻译人才，以增强中华民族在各个领域与世界交流的能力和话语权。翻译人才首先要具备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然后才谈得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文化交流，才能从不同文化中汲取养分。

孔子学院现在正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刚刚在学校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目前正在与我们的中方合作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派来的中方院长周敏教授合作，逐步开展更广泛的中外人文学科交流，满足中加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取长补短的需求。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首先要清楚其他国家的人们阅读中国文学的障碍在哪里。当前，了解中国文学的外国人还非常少，我们需要寻找行之有效的传播途径，如果推广得当，中国的优秀作品是能得到世界广泛认知的。当代中国需要一支高素质、高水准的专业翻译队伍，文化功底深厚，具有开拓性思维和视野，方胜其责。我相信，培养大批高层次的翻译人才将会大大增强中华民族在各个领域与世界交流的能力和文化话语权，这恰是我们欠缺又急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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